深圳去年“民告官”9167宗

时间:2016-04-21 15:13 点击:

深圳去年行政诉讼案件共有9167宗,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仅有30宗,在政府绩效考核中,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权重为0.08%。在昨日的政协“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专题协商会上,运行效果不佳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成关注焦点。
 
现状:“今年仍不容乐观”
 
深圳市政协“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专题协商会议昨日举行,30多名政协委员建言献策,包括构建社会诚信、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其中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议题也备受关注。
 
新《行政诉讼法》今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其中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这是国家第一次通过法律的形式,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提出明确的要求。而近几年,深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数量令人担忧。据统计,2013年度,全市的行政诉讼案件共计3840宗,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案件仅有18宗;2014年,全市的行政诉讼案件9167宗,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仅有30宗。深圳市政协委员樊亮在发言中认为,尽管今年相关数据尚未公布,但据了解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溯源:缺乏惩罚措施
 
“行政首长们为什么不愿出庭应诉?理由是忙。但怕当被告,怕败诉,怕被当事人指责,怕被法官询问,也可能是原因。”樊亮认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十分必要,有利于提高行政首长的责任意识,还有利于行政首长了解案件的事实真相,更有利于缓和与解决矛盾,从而规避更大的问责风险。
 
深圳于2008年建立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按市政府规定出庭应诉被纳入指标体系,成为225个细项考核指标之一。但在满分100分的指标体系考核中,行政首长出庭只有1分的分值。同时,2010年以来,法治政府建设指标被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考评结果占政府绩效考核权重8%,即在政府绩效考核中,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权重为0 .08%。由于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运行效果不佳。
 
建言
 
尽快建立一套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章制度
 
为此,樊亮建议,市政府应尽快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章制度。规章应明确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适用范围、行政机关首长及出庭应诉的定义、分工、应诉义务、反馈机制、监督机制、通报机制、分析机制、考核机制等。
 
行政首长定义可扩展
 
“出于工作的现实可行性,行政首长可由‘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扩展至分管副职领导”。樊亮认为,应细化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的要求、情形、指标。根据案件量、案件类型、案件社会影响度等情况有区分地制定、细化切实可行的要求、指标。比如,对于本单位本年度第一件一审案件、重大敏感案件、大规模群体性案件以及法院或同级政府法制部门认为需要出庭应诉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首长应出庭应诉。确实案件太多,无法出庭的,要在开庭前,向上级部门和法院履行书面审批程序。此外,还应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反馈、监督、通报、分析、考核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尤其要明确违反规定的制裁标准。
 
将出庭应诉列为专项考核
 
在政府绩效考核中,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列为专项考核指标,并加大分值权重,同时考虑对行政首长未依规出庭的情形,每宗案件扣分若干,促使行政首长提高出庭紧迫性,积极履行出庭义务。尤其是,在年终考核中,建议组织人事部门考核相关领导是否称职时,对于拒绝出庭,又没有正当理由也没有履行审批程序的相关负责人,敢于亮出红牌,敢于打出“不称职”的评定。
 
回应
 
市依法治市办主任、市司法局局长蒋溪林:
 
任职法律知识考试
 
将扩展到“处座”
 
深圳市依法治市办主任、市司法局局长蒋溪林则介绍,深圳领导干部是法治社会的“关键少数”,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深圳对新提任的市管局级干部实行任职法律知识考试,目前已组织99名局级干部参加考试,从入口处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今年年底前将任职法律知识考试制度扩展到处级干部。
 
焦点
 
A
 
基层治理难职能交叉重叠
 
建议:将“深圳经济特区社区建设条例”立法提上议事日程
 
“深圳基层社区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圳市政协委员骆冰认为,全市街道、社区工作站、社区居委会职能交叉重叠现象普遍,责任边界不清晰,街道办事处变为“政务中转站”;社区工作站承担了大量的政府管理职能,社区工作站定位不明、关系不顺、疲于应付各种迎检业务,人员素质、薪酬待遇低等。
 
骆冰建议,尽快将“深圳经济特区社区建设条例”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抓紧推进。在法律法规空当期,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制定相配套的规范性文件,对街道办事处、社区党组织、社区工作站、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社区治理主体进行相关规范,同时,加强法规制度的宣传,引导居民群众组织制定自治章程、公约,构建以社区综合党组织为核心,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社区各类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
 
而深圳市政协委员许宜群则提到,由于普法不够,执法不严等原因,很多东西流于形式,虽然早在去年年底深圳已理清政府各级部门的权责清单,比如各街道办事处权责清单825项已明确公示出来,但这么庞大的服务体系,并非街道办和社区工作站就能做好,必须大面积引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参与建设。
 
许宜群认为,业主委员会成立难、换届难、运作不良的现状,最根本原因就是立法的问题。必须把跟物业有关的组织和个人,纳入到平等的法律框架体系中,业委会必须拥有法人资格,接受法律约束,物管机构、房管部门不得干涉业主行使权利,成立、换届、运作必须有一套明确的法律规范。
 
B
 
证明“我妈是我妈”窘态频现
 
建议:尽快建立政务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平台
 
提到法治社会建设,深圳市政协委员潘争艳以自己工作单位为例。“我所工作的单位深圳市殡仪馆,经常需要市民证明‘你妈是你妈’,一些我们看起来有点多余的证明,但现实中不得不让老百姓提供,引发很多矛盾和不满”。
 
各部门互相设置信息壁垒
 
潘争艳认为,原因在于政府很多办事规定本身不合理、不必要,各部门间规章“打架”,长期不清理、不修改、不废除,还是按老一套办,出现了很多奇葩的办事流程,降低了行政效率,给老百姓造成很大不便,对政府生出“不作为”、“踢皮球”的怨气。尤其严重的是,政府各部门之间互相设置信息壁垒,导致信息不能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市民办事需要反复多次提供同样的证明材料,甚至需要各部门之间相互提供证明。
 
潘争艳认为,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完善政府服务,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政府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部门之间信息的畅通共享。深圳应该借鉴香港经验,利用特区立法权,制定《深圳经济特区人口信息管理办法》,就人口数据的采集、归口单位和采集内容进行明确规定,同时明确市民对于自己所阐述的内容应予以确认即视为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证明材料,这也可以让市民增强诚信意识。
 
针对一些政府部门拿信息当独享资源、设置信息壁垒的问题,应该尽快建立政务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平台,整合公安、民政、医疗计生、社保、国土等多个部门的信息资料,打通壁垒、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政府应该做到一个部门收了证明材料之后,录入统一数据库。”潘争艳说,以后市民办任何事需要提供相同的资料都只需在后台调出,不用反复多次提交,让市民少跑路,市民首次提交证明材料也应该更多通过网络提交、认证。
 
将社保卡打造成电子诚信档案
 
深圳市政协委员黄险峰则建议,将社会保障卡打造成深圳市民随身携带的电子诚信档案。除了享受就医等社保服务以外,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如入学、购房、购车、积分入户、办理暂住证时,都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时段的社保参保证明材料以核验申请人的资格。“因此,在此基础上,深圳可以将公共管理所需使用的市民信息、违法犯罪记录、不良行为以及涉及诚信的相关信息统一关联到社保金融卡上。”黄险峰建议,通过大数据整合,将社保金融卡打造成为市民随身携带的电子档案,实现社保卡一卡在手、全市通行。
 
回应
 
市依法治市办主任、市司法局局长蒋溪林:
 
建立全市统一的
 
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方面,深圳市依法治市办主任、市司法局局长蒋溪林透露,将从健全信用法规体系等三方面入手。包括建立起统一的信用信息指标目录、技术规范、安全标准及信用行业服务标准体系。此外,还包括建立全市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健全个人、企业、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等信用信息数据库,推进与国家和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对接,实现跨部门、跨领域信用信息的互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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